女儿出了一个主意，她把十二句可能用得着的口语，用中英文对照，写在十二张便条纸上，以备到时应急。厕所是必定要去的，她写了“请问，最近的卫生间在哪里”；掉队了找不到自己人只好打的回住所，她写了“请送我去某某大酒店”；去过美国的朋友说，最好随身带上一二十元美金的另钱，遇到歹徒抢劫时给他，以求得人身的安全，于是女儿又特地写了一张，写的是“对不起，我在散步，身上没有带钱”。

从夏威夷到洛杉矶，从拉斯维加斯到华盛顿，确实都不敢离群。

8月8日到纽约唐人街举办书展。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，这里住的都是华人，还有一条福州路，几乎都是福州人，只会说福州方言的也照样过日子。因此，一到纽约的唐人街，我便解除了那种心理戒备。

那天下午是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说好下午四时之前回到华东书局。

华东书局附近有一座孔子大厦，向右走去是一座铁路桥梁，以此二者为标帜，再记下自己拐了几个弯，哪里是左拐，哪里是右拐，在脑海中勾出了一张简易的路线图，到时只要“按图索骥”，便能返回原处。然而，当我逛了几家商店之后，就完全失去了方位感，孔子大厦和铁路桥梁早已不见踪影，凭着记忆左拐右拐，却像是进了祝家庄里的盘跎路，再也拐不出来。

路边的警察是美国人，女儿写的字条偏偏没有带在身边。

可以向这里的华人问路，这是我敢放胆的一条底线，却没有想到这条底线本身潜伏的危机。我首先问的对象是摆地摊的，说的好像是广东话，听不懂，只好作罢。第二个是开小店铺的，说的倒是“国语”，但不知道华东书局，华东书局的牌子很大，摊子与名气都不大；第三个是路上碰到的，他说他和我一样，也刚到美国，也正在问路。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车与人，却与我毫不相干。一看手表，却是三点半了，这才开始心里发毛。

就在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，比我女儿稍大一点，乌黑的短发，一米六十七八的个子，穿着浅蓝色的短袖衬衣，背着一个双肩包。说是“迎面走来”其实并不十分确切，她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走来”，分明是蹦蹦跳跳地“走来”的。

“小姑娘，你知道去华东书局怎么走吗？”直觉告诉我可以和她这样勾通。

“华东书局？”瞬间的沉默，她在脑海中飞快地搜索着附近的设施，“瞬间”之后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呀！没听说过华东书局。”

“那么，孔子大厦呢！”

她又开始了脑海中的搜索。“噢，华东书局，”这一回，她兴奋起来了，“对面就是香港超市，对不对？”

这是一个很清纯的中国女孩，目光很清纯，声音也很清纯。我频频点头称是，心想怎么偏偏就不说香港超市，来的时候，我还进过香港超市呢。

那女孩用手一指说：“顺着这条路下去，到顶上有一口钟的大楼向左拐弯，走到十字路口再问一下。”

就按她的指点走去，走了五六分钟，快到十字路口需要“再问一下”的时候，忽然又听到了那个很清纯的声音：“我和你一起走吧，我也正好有事去那个地方！”那女孩已经出现在我身边，我能感觉得到，她还是蹦蹦跳跳地“走来”的。

有人同行，不必再去认路，就与她一句长一句短地攀谈起来。这个已经出落为“窈窕淑女”的女孩，其实只有十三岁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她能说一口纯正的中国话，却是在美国出生的，现在放暑假，正在补习中文。这也使我感到意外。更凑巧的是，她的父母亲就是从福州来美国的，她还是一个福州人，至少与福州有关。在这个地方遇到“福州人”，意外之中更有一种惊喜。

“去过福州吗？”我这样问她。那女孩知道我也来自福州，少了几分拘谨。“去过，六岁的时候去过，爷爷奶奶就住在福州的西湖边上，那地方真漂亮。”说这话时她一脸暇想，似乎回到了六岁时去过的福州。

过了铁路桥洞，过了孔子大厦，却全然没有觉察，直到那女孩忽然站住说“到了”时，我才发现已在香港超市门口。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依然是与我毫不相干的车与人，但马路对面那幢房子的门楣上，却挂着我们举办书展的横额。

小姑娘在向我告别了，她说她还有事要办，对我招招手说“拜拜”，转身却向原路走去，依然是蹦蹦跳跳地“走”去，背着她的双肩包。我忽然感到她说她“正好有事”到这里来是一个“美丽的谎言”，她一定想到了一个初到美国而又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要“再问一下”有多不易，她是特地赶上来给我带路的。她是中国人，要是在国内，胸前还挂着红领巾，还在唱着“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一分钱”，但她生长在美国，不知道在她身上起作用的是哪一种文化基因。

我目送着这个女孩，一直到她消失在马路尽头。

“怎么也不问问她叫什么名字”，我这样想，却又哑然失笑了。在这异国他乡的茫茫人海之中，这突然出现的女孩，就像是在浩瀚的宇宙中一闪而过的流星，我这一辈子几乎不可能再遇到这个女孩，即使哪一天在福州街头遇见了她，也早已是相见不相识，认不出谁是谁来，问她姓甚名甚，岂不显得多余而且唐突？

但我会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很清纯的女孩，这是纽约街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