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理寺掌固来旷，在隋文帝晚年用“法”苛严，官场风气“以残暴为干能，以守法为懦弱”的背景下，上言大理寺执法官吏对囚犯量刑定罪太宽，隋文帝因此看好来旷，以为此人忠直，让他每日早朝时以五品官员参见。来旷于是更来劲了，居然上告大理寺少卿赵绰“滥免囚徒”。大理寺相当于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，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。赵绰“滥免囚徒”非同一般。隋文帝派“信臣推验”，彻底调查，结果“初无阿曲”。这使隋文帝十分愤怒，下令斩了诬告赵绰的来旷。
可以推测一下来旷诬告赵绰时的心态，上言大理寺执法太宽，使他能以掌固之身份每旦“于五品行中参见”,虽未正式提拔，终究也是早晚的事，于是就心头痒痒地想再立新功,如果此举成功，就不是正五品的问题了，或许还有望取代赵绰而成为正四品官员。这种心态相当阴暗。
再去推测一个赵绰当时的心态。来旷是赵绰的下属，下属越过上司直接向皇上反映本部的存在问题和上司的所作所为，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而且应当允许。但你得据实反映，不可信口雌黄；你得出以公心，不可别有所图。来旷之所为恰恰相反。“信臣推验”的结果，“滥免囚徒”纯属子虚乌有，当然不是据实反映；因为首次越级“上言”尝到甜头而再接再厉，变上言为上告，说明他别有用心。对于此类小人的作为，即使涉及的不是自己，赵绰也会相当不屑。何况来旷诬告的恰恰就是赵绰，如果来旷的诬告得逞，赵绰落职是必定的，弄不好还会丢了脑壳。对于来旷，于公于私，赵绰都会恨恨不已。何况，“命斩之”的是隋文帝，赵绰只须保持沉默即可。
但这只是以一般人的境界来推测赵绰。
赵绰并没有保持沉默。“绰固争，以为旷不合死，帝拂衣入”。赵绰“争”的是来旷的生存权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“争”,而是“固争”,此“固”可以理解为坚定，也可以理解为固执。如此之“固”,为的只是“旷不合死”，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。他的“固争”，使隋文帝很不高兴，以至于“拂衣入”。应该说，赵绰已经做得相当不容易了
赵绰并没有就此罢休。他说了一句假话：“臣更不理旷，自有他事，未及奏闻。”得到隋文帝的允许，他被带进去后，自陈有“死罪三”,其一是不能“制御”下属，有失责之罪；其二是来旷依法不当死，不能以死维护法律，有渎职之罪；其三是入见皇上说的还是来旷，却妄言“自有他事”，有欺君之罪。赵绰这叫“巧争”。隋文帝懂得他的一番苦心，怒气慢慢消去，“旷因免死，徙广州”。
在来旷的问题上，赵绰既不以怨报怨，也不以德报怨，按照孔子的说法，这叫以直报怨。从法制的角度说，则是法不挟私。或因私情网开一面，或因私怨轻罪重罚，这种徇私枉法的人至今尚未绝迹，不知道在法不挟私的赵绰面前，他们是否会感到无地自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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