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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社会活动”商业炒作转型期学问掺水杂谈 |
尽管是一个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词汇,我还得就“赶集”二字作点例行的解释:赶集的“集”指的是集市,也称墟市,又叫圩场,这是乡下定期交易的市场。赶集就是到集市上去做买卖。因为“定期”,过期不候,所以要“赶”,这个“赶”字,凸现了赶集者的匆忙。赶集也叫赶场,或许也有演员赶场的那层意思,在一个圩场做完交易,还要赶到另一个圩场去。
处在转型期的人们的生存状态,用一则公益广告的话说,叫做“忙啊,都忙”。受人尊敬的学者似乎也不例外。“忙”不是坏事,“忙”的是什么,却很有讲究。徐匡迪提出要封杀“社会活动院士”,可能这种被称为“院士”的学者,忙的不是科学研究,而是“社会活动”,包括“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、评审和评奖活动”,也包括“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”。温家宝说“现在许多学校,教授、名师不上课堂,这种做法应该改变”,可能这种被称为“教授、名师”的学者,忙的也不是教书育人,或许除了上述“社会活动”,还有走穴开讲座编丛书当主编,有时候一天还得赶几场,可谓行迹匆匆,应接不暇。
于是感慨:如今学者也“赶集”。
学者“赶集”会使学问变假,这也有事实为证。“参加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、评审和评奖活动”,未必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鉴定,未必能使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得到应有的推崇。“充当利益集团代言人”,更会使“学问”成为“利益”的附庸,研究环境的因为受到汽车公司的赞助,可以得出“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大”的结论;研究医学的因为受烟草商之请,可以发现吸烟能够“保护牙齿”、“防治肝癌”的功能;研究经济学的不知道受着什么样的“利益”趋动,也可以创造出“富人消费多了,穷人就少”的规律。“专家观点”正在失去公信力,可是学者“赶集”获得的另一种社会回报?
在新中国的学术史上,一些学者曾有过不良记录,因为屈服于权势而去论证“高产卫星”的“科学”性,而去论证“一大二公”的“优越”性,使学问成为权势的附庸。说起这段历史,至今仍使人痛心疾首;说起此类学者,至今仍使人感到窝囊与悲哀。然而,不知被人尊称为“学者”的人们可曾对自己正在谱写的历史予以必要的审视。学者“赶集”,当然是因为有“集”可赶。一些“利益集团”需要利用学者的名气和公信力为自己图谋利益,他们用来做交易的同样是可用金钱计量的丰厚的利益,这才使某些学者心浮气躁急功近利。因此而使学问屈从于“利益”,不也一样是学者的耻辱与学界的悲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