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是一个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词汇，我还得就“赶集”二字作点例行的解释：赶集的“集”指的是集市，也称墟市，又叫圩场，这是乡下定期交易的市场。赶集就是到集市上去做买卖。因为“定期”，过期不候，所以要“赶”，这个“赶”字，凸现了赶集者的匆忙。赶集也叫赶场，或许也有演员赶场的那层意思，在一个圩场做完交易，还要赶到另一个圩场去。

处在转型期的人们的生存状态，用一则公益广告的话说，叫做“忙啊，都忙”。受人尊敬的学者似乎也不例外。“忙”不是坏事，“忙”的是什么，却很有讲究。徐匡迪提出要封杀“社会活动院士”，可能这种被称为“院士”的学者，忙的不是科学研究，而是“社会活动”，包括“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、评审和评奖活动”，也包括“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”。温家宝说“现在许多学校，教授、名师不上课堂，这种做法应该改变”，可能这种被称为“教授、名师”的学者，忙的也不是教书育人，或许除了上述“社会活动”，还有走穴开讲座编丛书当主编，有时候一天还得赶几场，可谓行迹匆匆，应接不暇。

于是感慨：如今学者也“赶集”。

  把“学者”与“赶集”联在一起，有些发噱，有些滑稽，也有些荒唐。学者是做学问的，赶集却是做买卖搞交易，这是一种不协调；做学问必须静得下心来，潜心于学术研究，赶集的特点却在一个“赶”字，难得静下心来，更不待说“潜心”，这又是一种不协调。所以，学者“赶集”，较之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赶场，更具讽刺意味。人家华威先生毕竟是政客，是党棍，本来就与市侩相距不远。

  学者“赶集”会使学问掺水，这是确凿无疑的。比如著书立说，本来得集几年、十几年以至于几十年之研究心得，然而，如今某些学者，几乎每年都能出几部书，东西南北中，都有人在出版他的著作，还不断地与人签订出版协议、出版合同，决不会担心因为赶不上出版日期而违约，他们可以把别的书中的内容抽出来组合成一部新书，可以把别人书里的东西改头换面地抄到自己著作中去，还可以在需要提携的年轻人的著作署上自己名字。有些编丛书当主编的，则更像是当包工头。如此等等，用的只是已有的名气以及出名前的那点学问，并非真的文思如涌。学术著作能如此高产，连邻国的同行都感到匪夷所思。

学者“赶集”会使学问变假，这也有事实为证。“参加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、评审和评奖活动”，未必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鉴定，未必能使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得到应有的推崇。“充当利益集团代言人”，更会使“学问”成为“利益”的附庸，研究环境的因为受到汽车公司的赞助，可以得出“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大”的结论；研究医学的因为受烟草商之请，可以发现吸烟能够“保护牙齿”、“防治肝癌”的功能；研究经济学的不知道受着什么样的“利益”趋动，也可以创造出“富人消费多了，穷人就少”的规律。“专家观点”正在失去公信力，可是学者“赶集”获得的另一种社会回报？

在新中国的学术史上，一些学者曾有过不良记录，因为屈服于权势而去论证“高产卫星”的“科学”性，而去论证“一大二公”的“优越”性，使学问成为权势的附庸。说起这段历史，至今仍使人痛心疾首；说起此类学者，至今仍使人感到窝囊与悲哀。然而，不知被人尊称为“学者”的人们可曾对自己正在谱写的历史予以必要的审视。学者“赶集”，当然是因为有“集”可赶。一些“利益集团”需要利用学者的名气和公信力为自己图谋利益，他们用来做交易的同样是可用金钱计量的丰厚的利益，这才使某些学者心浮气躁急功近利。因此而使学问屈从于“利益”，不也一样是学者的耻辱与学界的悲剧？

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原载2006年2月6日《南方周末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