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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论“三纲”之说

(2021-05-06 05:39: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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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

孔教

民主

新青年

文化

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,包括文学的革新与思想的革新。陈独秀与胡适是两位扛大旗的人物。相对比较,文学的革新,尤其是白话文的倡导,更多得益于胡适。思想的革新,尤其是反孔非儒,则更多得益于陈独秀。如今弘扬传统文化,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大行其时,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冲击,便受到某些学者的非难与质疑。其实,那时的反孔非儒,具有历史的必然性。是一代一代的权势者们的追捧与神化,将孔子带入了绝境。新文化运动诸公之反孔非儒,否定的是封建专制之传统文化,而非中华民族之传统文化,他们或有偏激之词,却是极而言之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回顾百年之前陈独秀的反孔非儒,有利于今天的人们弄清那时的反孔非儒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,《新青年》杂志之“反孔”,陈独秀的《一九一六年》可谓开风气之先。此文或许可以当作该刊的“新年献辞”来读。陈独秀提出,1916年应当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线:“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,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: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,皆以古代史目之,从前种种事,至一九一六年死。以后种种事,自一九一六年生”,并就1916年之青年的“思想动作”提出三条希望:一是“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”,这是就国家民族而言的,国家民族受欺凌,1916年之青年“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”;二是“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。勿为他人之附属品”,这是就公民个体而言的,与“独立自主之人格”相提并论的,则是“平等自由之人权”。三是“从事国民运动,勿囿于党派运动”。他认为:“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,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,其事每不易成就。即成就矣,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。”在这三条希望的第二条中,陈独秀着重批判了儒家“三纲”之说:

 

儒者“三纲”之说,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。君为臣纲,则民于君为附属品,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;父为子纲,则子于父为附属品,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;夫为妻纲,则妻于夫为附属品,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。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,“三纲”之说为之也。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,曰忠,曰孝,曰节,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,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。

 

在陈独秀的反孔非儒思想与文章中,这一段话是具有纲领性的。也就是说,陈独秀反孔,突出反对儒家的“三纲”之说,力主现代人之独立人格与自由人权。这篇文章发表1916115《新青年》第1卷第5号,正处于袁世凯自19151211日起的八十余天的短命皇帝期间,无疑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一个风向标。此后,无论是易白沙的《孔子平议》,还是吴虞的反孔系列文章在《新青年》发表,无不与此有关。易白沙的《孔子平议》,上篇发表于1916年《新青年》杂志第1卷第6号,下篇发表于1916年《新青年》杂志第2卷第1号。在此之前,即1916115,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第1卷第5号上,发表《一九一六年》一文,可以看作他对陈独秀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“儒者三纲之说”的积极呼应。被胡适称为“只手打孔家店”的吴虞则在看了《新青年》登载易白沙《孔子平议》之后写信陈独秀,他日后“非儒”之文由《新青年》所载,此前所写即1905年后“十年以来,粗有所见”的“非儒”结晶,亦由陈独秀分别编发于《新青年》与《甲寅》杂志。无论是易白沙还是吴虞,他们的反孔非儒亦都重在反对封建礼教,亦即陈独秀所谓的“三纲”主义。

陈独秀本人,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的三篇反孔非儒的文章,即《宪法与孔教》(1916111新青年》第2卷第3号);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》(1916121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4号;《思想与国体问题》(191751《新青年》第3卷第3号),围绕同一“反孔”主题,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论述,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。

宪法与孔教》说的是孔教与民主宪法格格不入。这个问题的提出,有其历史背景。陈独秀说,“‘孔教’本失灵之偶像,过去之化石,应于民主国宪法,不生问题。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,天坛草案,遂于第十九条,附以尊孔之文,敷衍民贼,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”。这种“无谓之纷争”的具体表现,就是有议员(例如王谢家)居然认为,在宪法中“倘废祀孔,乃侵害人民信教之自由”。康有为更是建议北洋政府尊孔教为国教,并将其写入宪法。

    陈独秀驳斥此论说:“国家未尝祀佛,未尝祀耶,今亦不祀孔,平等待遇,正所谓尊重信教自由,何云侵害?”倘说佛、耶二教并非国产,那么,国产之“旧教”共有九家,儒教仅居其一,从学术上说,“今效汉武之术,罢黜百家,独尊孔氏,则学术思想之专制,其湮塞人智,为祸之烈,远在政界帝王之上”;从宗教信仰上说,“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国家,独尊祀孔氏,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,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”,可谓“专横跋扈”。陈独秀说,宪法是“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”,“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”,有人竟想“挟堂堂国宪,强全国之从同,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”,简直就是“无理取闹”!

陈独秀认为孔教问题为“吾国极重大之问题”。这不仅因为它关系宪法,关系信仰,而且涉及“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”。他说,国人觉悟中国与西洋文明“相形见绌”者,依次为学术、政治、伦理。“伦理问题不解决,则政治学术,皆枝叶问题”。孔教之精华为“尊卑贵贱有别”的礼教,此乃“中国伦理政治之根本”。而“西洋所谓法治国者,其最大精神,乃为法律之前,人人平等,绝无尊卑贵贱之殊”。所以,“民国教育精神”与“孔子之道”不能相容,孔教“存废”之问题,本应解决“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”。

思想与国体问题》说的是孔教与共和国体格格不入。国体既是共和,思想也须一致。陈独秀说,袁世凯死了之后,帝制取消,“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,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”,他却不以为然,其原因就在于多数国人的思想,与共和不相一致:

 

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,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,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,连影儿也没有。所以口一张,手一伸,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;不过胆儿小,不敢像筹安会的人,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,其实心中见解,都是一样。

袁世凯要做皇帝,也不是妄想;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,不相信共和,就是反对帝制的人,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,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。

    数年以来,创造共和、再造共和的人物,也算不少。说良心话,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,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,能有几人?西洋学者尝言道:“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。”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,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,依然如故。要帝制不再发生,民主共和可以安稳,我看比登天还难!

 

这种帝制时代的旧思想,就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集权社会的正统思想,也就是所谓“孔教”。陈独秀说,“按孔教的教义,乃是教人忠君、孝父、从夫。无论政治伦理,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”这种帝制时代的旧思想,也叫孔孟之道,孔子与孟子尽管也有种种区别,但在“三纲主义”这一根本点上,却是一致的。“孟子所谓人伦,是指忠君、孝父、从夫为人之大伦。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、社会制度、伦理观念,是否能容这‘以君统民,以父统子,以夫统妻’不平等的学说?”共和国体与孔子之道,“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,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,万万不能调和的”。

所以陈独秀说:

   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,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,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。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,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。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,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,理论上实在是不通,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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